引用格式：郭忠华,许楠.政治学话语分析的类型、过程与层级——对建构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启示[J].探索,2020(3):76—85.
摘要
话语分析方法在西方学术界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已形成明确的理论范式。在中国政治学界，话语分析方法还有待重视和加强。基于话语发生的空间、时间和层级线索，可以将话语分析划分为三种进路：话语类型、话语过程和话语层级。话语类型体现了政治权力性和知识专业性程度所导致的类型分殊，话语过程体现了话题选择、话语轮次、话语方式对话语所形成的影响，话语层级则反映了话语文本、文本流转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对话语的影响。三种分析进路既体现了不同的分析旨趣，也存在着内在关联。权力、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是影响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变量。因此，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话语体系、加强国际学术话语权建设虽已成为政治学界的共识，但需要以理解话语分析原理作为前提。
作者：郭忠华（1969—），男，博士，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许楠（1994—），男，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如何建构基于中国国情的学术话语体系、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问题也日益为学术界所感知。这一意识随着201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召开而得到加强。习近平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此后，“学术话语”相关问题成为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议题，出现了较多的总体性或者学科性的反思成果和建构尝试。 当下有关中国学术话语的研究成果尽管不少，但大部分停留在本土学术话语的反思和建构上，有关学术话语的基础理论研究屈指可数。从某种意义而言，如果对学术话语的原理性知识缺乏理解，有关本土话语体系的反思和建构也就失去了深厚的理论根基。基于这一认识，本文以政治学作为基本学科依托，就话语分析的兴起和策略等问题展开探讨，以期为本土话语体系建构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出于加强本土话语建构和增强国际话语权的目的，本文希望引入话语分析方法来提升本土话语体系建构和国际话语权建设的自觉性。同时，本文不是对特定思想家或特定流派观点的简单综述，而是在综合并审视各家之长的基础上，从“话语类型”“话语过程”和“话语层次”三个相互关联的角度阐明话语分析的主要策略。之所以选择这三个维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代表了话语表达的最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西方话语分析理论的综合。1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话语分析”
与政治学科中的很多研究方法类似，“话语分析”方法也是近年来从其他学科延伸到政治学领域的。从兴起的背景来看，“话语分析”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韦伯的诠释社会科学思想，葛兰西、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海德格尔有关语言与存在的论述，以米德、温奇等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以索绪尔、雅各布森等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以及以福柯、德里达等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传统等，都与“话语分析”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中晚期，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等高校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话语”研究的学者，他们从“话语”的角度分析社会问题，并广泛地从上述理论传统中吸取营养，致力于建构起系统化的“话语社会理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话语分析开始成为一种研究方法。“话语分析”最先兴起于语言学领域，但随即与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结合，这一研究方法也扩展至其他学科，成为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研究方法。“话语分析”方法在其发展过程中主要整合了两大流派的优势：一是以对文本和谈话结构分析为基础的“语义语言学”，它侧重于文本生产和文本解释过程，以辛克莱、库尔萨德等人作为代表，这一流派受索绪尔等人的结构语言学影响较为明显；二是以对文本的功能分析为基础的“批判话语分析”，它侧重于分析话语所发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以葛兰西、阿尔都塞、福柯、哈贝马斯等作为代表，这一流派受批判社会理论的影响较为明显。在综合这两大流派优势的基础上，费尔克拉夫、迪杰克等人系统地建立起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话语分析”框架。具体而言，“话语分析”主要建立在这几个原则基础上：第一，话语是社会世界的“意义”表达，反映了社会世界的价值、信仰、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等事实；第二，秉承前一点，既然话语是社会世界的现实体现，因此可以通过分析话语来理解社会世界；第三，话语与社会世界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即话语的形成受社会结构的影响和限制，同时，话语又是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建构者；第四，政治因素在话语分析中居于首要地位，即话语的形成、结构和变迁等问题反映了相应的政治问题。例如，话语的争夺体现了政治对立面之间的斗争，新话语体系的建立则反映了新政治意识形态的兴起等。当然，这些仅是话语分析的原则性立场，每一种原则下面都蕴含着更加精致的理论解释。当前，话语分析尽管在西方学术界已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潮流，但由于研究立场的差异，不同学者在话语结构分析、话语过程分析、话语功能分析等方面通常各有侧重，从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将话语分析延伸至政治学领域，即使在西方学术界也是非常晚近的事情。这一点反映在晚近出版的有关话语分析的主要工具书中。例如，在贾沃斯基和库泊兰德编辑的《话语读本》中，以及在威灵编辑的《应用话语分析》等工具书中，其章节的撰写者尽管不乏一流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文化研究者，但重点讨论的主要是如何将话语应用于广泛的社会过程分析，很少有人聚焦于政治学主题的研究。在将话语分析延伸至政治学研究方面，霍华兹、诺维尔、斯塔夫拉卡基斯以及迪杰克等人进行了开创性尝试。前三者不仅在埃塞克斯大学建立起“意识形态与话语分析”研究生项目，指导研究生从话语角度进行比较政治分析，而且还出版了相关著作。这些著作不仅建立起明确的话语分析范式，而且还应用于解释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和北爱尔兰的政治事件。迪杰克也出版了大量话语分析著作，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权力”“控制”“种族”“意识形态”等政治学主题做出解释。在中国社会科学界，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还很少被关注。在政治学领域，尽管可能已出现有关政治话语研究的成果，但话语分析显然还没有成为一种明确的方法。近年来，随着方维规、孙江等学者回国任教，他们倡导的“概念史”研究在我国渐成气候，不仅出版了《亚洲概念史研究》集刊，而且还出版了数部概念史研究的作品。但是，概念史研究并不等同于话语研究。尽管概念史研究所选择的大多是政治概念，但它们主要关注单个概念或者以单个概念为基础的概念家族。也就是说，概念史研究以“概念”为核心，基于历史沉淀于概念的认识，研究者力图通过概念来透视背后的社会史和政治史。概念尽管是“话语”的构成要素，但后者表现出诸多差异。首先，在分析资料上，话语分析主要以“文本”和“对话”为基础，而非特定的概念。比如，库尔萨德以课堂中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对话为基础，通过分析话题启动、话题转换、话语语气、话语轮次等环节来透视两者间的权力关系。其次，在研究重点上，概念史侧重于对概念语义的研究，即通过理解概念在上下文中的涵义来理解“历史”。话语分析尽管也研究话语文本，但更侧重于通过理解文本的生产、分配、消费等来理解“权力”关系。最后，在研究进路上，概念史研究主要建立在文本的基础上，侧重于对文本的占有和诠释，话语分析则有诸多不同的进路。研究者可以从话语类型、话语过程和话语层级等不同角度进行话语分析。当然，概念史与话语分析也存在密切的联系。比如，概念是构成话语的基本要素，概念分析构成了话语分析的某些环节；两者都没有把概念或文本作为研究目的，而是希望借助它们来揭示背后的逻辑。
2 话语类型与话语分析
在具体探讨话语分析的主要策略之前，还有必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即“什么是话语”的问题。由于概念史研究在我国已形成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从比较的角度来阐明话语及其与概念的差别。按照德国哲学家石里克的观点：“概念只是一种假想物，旨在为达到认识的目的使确切地标示对象成为可能。概念可能类似于分布于地球上使人们得以明确地标示地球表面的任何位置的经纬线。”这可以简单地归纳为：概念是人们出于认识目的而创造出来的用于标示对象的符号。比较而言，话语则主要体现为一种“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使用”。不论是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都不可避免涉及概念，概念构成话语表达的基础。但必须注意到，没有哪一个行动者会专门出于话语表达的目的而进行话语表达，任何话语都传递了对象的“意义”，反映了承载该社会的价值原则。即使是同一个话语对象，由于意义世界不同，所形成的话语体系也存在差异。在这一方面，拉克劳和墨菲曾经有过精彩的论述。由此可以明确，概念是标示事物的符号，话语则是标示意义世界的判断。话语由概念、文本、判断及价值原则构成。建构基于中国国情的话语体系就是要完整、真实地表达符合中国国情的意义世界，而不是被外来话语体系所扭曲。部分概念（主要是建构性概念和实质性概念）尽管也具有表达意义世界的功能，但相对于话语而言，它们在这方面的功能要弱得多。在明确了话语的基本涵义之后，需要进一步讨论话语分析的策略。在此，首先讨论话语的“类型”策略。不论何种话语都是社会世界的意义表达，但并不意味着话语在表现形式上只能有一种类型。实际上，在不同的情境下话语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话语类型。迪杰克从权力角度区分出四种话语类型：一是具有直接控制功能的“指令性话语”，如命令、威胁、法律、条例等，它体现了说话人所拥有的“制度性权力”；二是具有影响人们未来行为的“说服性话语”，如广告、宣传等，说话人在这方面不具有压制性权力，主要通过重复和理据来说服话语对象；三是对未来状况进行预测的“描述性话语”，主要是专业人士所给出的预测、计划、警告等，体现了专业人士所拥有的“知识权力”；四是潜在影响人们情感和信念的“叙述性话语”，如小说、戏剧等，体现了知识精英所拥有的“情感塑造权力”。迪杰克的话语类型划分尽管不乏启示意义，但也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分类标准的模糊性，即他所区分的四种权力体现出明显的随意性；二是四种话语类型之间存在着含混不清的问题，尤其是后两类话语在本质上属于同一种类型，即都属于知识精英所建构的话语。从本质上说，话语的类型呈现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权力，言说者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不同，话语的表达形式也存在差异。这也是迪杰克在区分指令性话语与说服性话语时所体现出来的标准。二是知识，说话者拥有的知识专业度不同，话语表达的形式也体现出差异。知识精英在进行专业话语表达时，通常很难为“常人”所理解。根据“权力”和“知识”两大标准，可以区分出四种话语类型：指令性话语、游说性话语、专业话语和日常话语(如图1所示)。
图1是根据“权力”和“知识”标准所区分的四种话语类型。纵向坐标表明权力的“压制性程度”，依据这一条标准，主要存在“指令性话语”和“游说性话语”两种类型。“指令性话语”主要体现在命令、要求、威胁和管制性话语上。它们表明，话语发出者拥有某种被法律和制度所赋予的权力，句子形式主要以命令式和祈使句为主，主要见之于正式工作场合中上级对下级的谈话和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所发布的文件中。在这种话语类型中，话语发出者与话语接受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权力不对等，后者基本上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与之相对，“游说性话语”主要体现在凭借理由、证据等方式反复向话语接受者灌输，使之相信话语的内容，它表明话语发出者与接受者之间的权力接近于对等，利益引诱在这种话语形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为吸引顾客，生产商通过广告来对自身产品进行反复宣传甚至利益引诱。但这并非游说性话语的唯一主体，权威人士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采用此种话语形式来达到其目的，甚至可以起到比指令性话语更好的效果。横向坐标表明“知识专业度”所导致的不同话语类型。依据这一标准，主要存在“专业话语”与“日常话语”两种类型。“专业话语”主要体现在专业知识精英所建立的话语体系上。例如，天文学家有关新发现星星构成状况和运行规律的说明，化学家有关新化学元素的性质和属性的说明等。它们不仅在形式上迥异于日常话语，而且在内容上远远超出常人的理解能力。迪杰克所区分的“叙述性话语”主要是小说、戏剧等文艺作品所隐含的话语形式。小说、戏剧同样是知识精英的产品，只不过与专家所建立起来的常人难以理解的话语霸权不同，小说、戏剧等文艺作品必须以常人所喜闻乐见的话语形式呈现出来。但从创作的角度而言，缺乏对日常生活的洞察力、缺乏创作的专业知识和技巧，也就很难形成具有感染力的作品。因此，小说、戏剧等文艺作品同样可以归入“专业话语”的范畴。与之相对，“日常话语”表明的则是知识专业化程度较低的话语形式，尽管很少涉及专业知识，但同样表明了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关系。从理想类型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将话语划分为上述四种类型。但必须注意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它们之间并非彼此排斥，而是通常结合在一起，从而进一步提升了话语表达的效果。图1中的虚线表明了各种话语结合的可能性。例如，地方政府为了在特定地点建立核电站，邀请了部分核电专家对发电厂的选址问题进行论证，专家们先是从专业知识角度表明有关核电站建设的要求，并从土壤、风向、天气、潮汐等角度说明选址的合理性。凭借专家给出的理由，政府再从能源短缺、经济发展、政治需要等角度说明建立核电站的必要性。通过这两套话语的有机结合，有关核电厂选址的话语似乎变得科学合理和无可反驳，从而大大增加了核电站选址的可接受度。可以想象，如果仅凭政府的指令性话语来决定选址问题，很可能引起当地居民的社会抗争。类似的情况也体现在其他话语类型之间的结合上。作为话语分析的策略之一，话语类型及亚类型的区分可以使我们对话语形成更加深刻的理解。首先，话语形式以相应的情境为转移。话语分析必须考虑到空间和情境因素，不同的情境以不同的话语类型作为主导。尽管并非绝对，我们大致可以总结为：在严肃公共场合，指令性话语体现得明显；在日常生活领域，日常话语变得盛行；在专业知识领域，专业话语具有主导地位；在经济生活领域，游说性话语十分重要。当适用于特定情境的话语被应用到其他领域，比如，一个政府官员回到家里继续像在办公室那样以“官话”跟妻子交流，或者一个病毒学专家在同行面前讨论专业问题时大讲日常话语，则很可能导致可笑的结果。其次，话语类型的资源相关性。霍华兹等人提出，从比较低的抽象层次而言，话语体系是社会关系和实践的体现，但它本质上是政治性的，涉及权力的使用。也就是说，话语类型的分殊最终取决于政治和权力的决定性作用。但这种决定性作用以不同类型的资源作为基础。比如，指令性话语以正式的组织和制度为基础，所依托的主要是“组织资源”；专业话语以专业知识作为后盾，所依托的主要是“知识资源”；游说性话语建立在说服和利益诱导的基础上，所依托的主要是“经济资源”；日常话语以血缘、友情等社会关系作为基础，所依托的主要是“关系资源”。3 话语过程与话语分析
话语类型是进行话语分析的基本策略，话语过程同样是进行话语分析的有效策略，可以通过分析单次话语过程中各种要素的排列顺序来透视社会的价值原则和权力状况。不论是口头话语还是书面话语，都必须以相应的“情境”作为基础。“话语过程”体现在特定话语情境下参与要素所形成的顺序排列上。以温奇、戈夫曼等人为代表的“常人方法学”对日常情境下的话语顺序问题曾进行过大量探讨。例如，在谈到话语顺序问题时，戈夫曼指出：“谈话就是这样一种安排，人们通过这种安排而聚集在一起以维持着某些事情，这是一些理由充分、且大家都承认和重视的事情，这种要求将这些人包含进一个互为主体的意义世界中。”吉登斯也指出，谈语是“单序”的，谈语总是以纵向组合的方式展开。正是这种以特定情境为基础的“单序性”和“纵向性”特征催生了话语过程。话语过程主要建立在话语主题、话语轮次和话语方式三种要素的基础上。其中，“话语主题”指谈话过程所涉及的主题，一般而言，话语在一个时间点上只能围绕着一个主题进行，但可以根据时间改变。“话语轮次”则指围绕同一个主题所进行的交流回合。同一个主题可能有相当多轮次的交流，甚至成为单次谈话的唯一主题，但也可能一个主题只进行一轮次交流。“话语方式”则指交谈过程中所采用的话语类型和话语语气，话语类型体现在前文所区分的那些分类上，话语语气则体现在强调、疑问、感叹、反复等语调上。依据这三个标准，可以将话语过程概括如图2所示。话语过程分析主要集中在日常话语，这看似与政治学关联度不高，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政治和权力因素通常渗透在话语过程的主要环节。由于所有话语都是高度情境性的，情境具有“封闭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能轻易地分辨出谈话参与者的主次地位。例如，在权力高度不对等的情境下，掌权者通常可以有效地控制进入谈话的机会、选择或者变换谈话的主题；与之相反，处于从属地位者则很少有这些权力。如迪杰克所言，权力首先在一个很实用的层次上限制了谈话进入的机会，并控制着各种谈话行为。权力因素同时体现在谈话轮次上。在通常情况下，掌权者占据着明显更多的谈话时间，从属者则相对只能占据更少时间。正如吉登斯指出：“谈话轮次既适用于日常接触中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也适用于日常接触本身的序列性，同时还与权力的细微差异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话语方式上同样体现着权力因素。谈话者如何根据情境安排来选择话语类型，或者如何根据情境变化来调整谈话语气，这些都不是随心所欲和自由选择的事情，而是对自身进行“情境定位”的结果。这种“定位过程”本质上是参与者所处社会阶层和社会身份的体现，其中蕴含着一系列特定的特权和责任，在谈话过程中参与各方既会充分利用这些特权或者承担责任，也会充分履行好与该身份联系在一起的角色定位。从这一意义而言，即使是在最日常和最随意的话语交流中，也与更加广泛的社会结构性因素联系在一起，其中贯穿着政治和权力线索。如前文所述，话语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使用”。话语过程在“口头语言”中潜含着政治和权力因素，但其在“书面语言”中也具有大致类似的功能。在语言学和社会学的话语分析中，对于话语过程在书面语言中的分析仍然非常有限。一般而言，“话语主题”“话语轮次”“话语方式”在各种类型组织（尤其是政府公共组织）之间的书面交流中大致发挥着类似的作用。比如，在主题选择上，必须以符合公共议题的主题作为话语对象，必须选择符合公共议题的话语方式，不同层级组织之间必须选择适合于自己层级的话语语气，必须以公共议题的需要来决定话语轮次等。可以想象，在政府公文中，如果下级组织对上级组织使用“指令性话语”类型，或者上级组织对下级使用“说服性话语”类型，很可能导致话语接受者不能理解话语的含义。有研究表明，在会议辩论过程中，参与者如果能根据议题和氛围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表达语气，更能获得期待的效果。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过程要素对于话语效果所具有的重要性。4 话语层级与话语分析
“类型”和“过程”角度倾向于对话语进行“单一层次”的分析，即以既定的话语文本为基础或进行类型划分、或进行过程分析，从中阐释话语所表达的“意义世界”。这两种分析策略体现出相对“扁平”的特征。与之相对，“层级”角度倾向于从“多层级”的角度进行话语分析，它不仅关注话语的文本本身，而且关注文本的生产与再生产及其背后的政治因素，从而体现出相对“立体化”的特征。话语的层级分析一方面整合了福柯有关话语的“社会建构属性”立场，另一方面则整合了索绪尔、巴库廷等人的语言学分析立场，力图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具体而言，“层级”角度的话语分析以三个层级的划分为基础：一是“话语文本层级”，这一层级的分析具有典型的语言学属性，主要聚焦于话语的文本要素，包括词汇、语法、一致性、文本结构等；二是“话语流转层级”，这一层级的分析具有福柯的话语功能分析属性，主要聚焦于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背后所潜藏的权力因素；三是“话语政治层级”，这一层级同样表现出福柯话语分析的特征，主要聚焦于意识形态、政治领导权等要素的分析上。这可以将“层级”角度的话语分析勾勒为图3模式。话语文本层级主要包含词汇、语法、一致性和结构等要素。这是最具有语言学色彩的层级。具体而言，“词汇分析”主要涉及对单个词汇的分析，主要表明选择该词汇的理由、词汇在表达意义世界时的功能等。在这一方面，词汇分析与概念史分析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尽管前者不一定涉及历史。“语法分析”主要处理分句与分句之间的关系。每一个分句都是一个观念或意义表达单位，分句再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连接成复杂句。文本作者凭借这些单位和它们之间的联结来表明其对意义世界的看法。以法国《人权宣言》的开篇为例：“组成国民议会的法国人民的代表们，认为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的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以便本宣言可以经常呈现在社会各成员之前，使他们不断地想到他们的权利和义务。”这段表达包含了功能各异的分句，有些表明话语的主体，有些表明价值判断，有些则表明话语目标。将这些功能各异的分句组合在一起，则构成了一个连贯的意义系统。“文本连贯性”主要考察句子之间的连接方式。尽管每一个句子都是一个内在连贯和独立的小型意义系统，但只有实现句子与句子之间的一致性，意义的表达才能变得更加充分和系统。“文本结构”则涉及更大范围的组织方式，类似于文本的总体设计书。比如，为写作一篇有关留守儿童问题的报道，作者至少必须考虑以下问题：应当表述何种总体性思想、应当插入哪些特定情节、应当站在何种角度进行写作、应当采用何种话语方式等。“文本流转层级”尽管仍然以文本作为依托，但已不再针对文本内容本身，而是侧重于文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文本的分配方式和消费方式。文本的生产与再生产主要考察两个问题：一是文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方式，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比如，一篇新闻报道的形成至少涉及摄影、记者、编辑、印刷、发行等人员之间的协作，文本生产的视角之一是考察这些文本如何通过协作而被生产出来。二是考察文本生产的机会，这是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问题。不论在哪一个社会，总是有部分文本得到广泛的生产，有些文本则很少得到生产的机会。文本生产与再生产的机会分配贯穿了接下来即将要谈到的意识形态和领导权因素。除偶然谈话之外，大部分文本都涉及或简或繁的分配方式，对于书面文本尤其如此。比如，部分文本作为机密文件被严格控制在范围很小的官员群体内部；部分文本则作为教育和宣传材料被广泛分配到普通社会成员手中。同时，群体在职业、阶层等方面的差异也催生出不同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能力。比如，保罗·威利斯认为，工人阶级子弟在学校里奉行一种“反学校文化”，他们抵制学校制度、教师权威以及优等生，主动放弃向上流动机会，陷入子承父业的工人阶级再生产泥潭。从文本消费角度而言，它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工人阶级子弟较低的文本消费能力。与之相反，程猛的研究表明，农家子弟当中也存在一些“读书的料”，他们以“寒门也可以出贵子”的方式突破底层“诅咒”而跃升至社会上层，形成较强的文本消费能力[20]。总体而言，文本流转层级较为偏重于分析决定文本走向的权力性因素。“话语政治层级”主要从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导权角度来分析话语。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套有关现实世界的精神表象，但这一表象必须被建构为体系化的“话语秩序”。意识形态既是社会的“黏合剂”，即能将具有共同政治倾向的个体黏合在一起，也是社会思想斗争的“场域”，即新话语秩序的兴起总是意味着新的异质性意识形态的出笼，从而对处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形成挑战。因此，围绕话语秩序所进行的争夺本质上是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葛兰西所说的“领导权”问题处于核心地位。所谓“领导权”，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处于支配地位的权力。领导权通过与其他社会力量结成同盟而凌驾于社会之上。意识形态是维护领导权的重要途径之一，它寻求改造和整合从属阶级的思想以赢得后者的支持。正因为如此，它构成了领导权问题的敏感区域。但是，意识形态并不总是内在稳定和平衡的，而是内在充满矛盾和张力。反映这种矛盾和张力的最重要指标是话语秩序的巩固、重述和新生。正因为如此，费尔克拉夫指出：“话语秩序的表达和重新表达是领导权争夺的关键之一。”作为话语分析的最后一个层级，它的目标在于通过对话语文本的内容、流转方式及其动态变化的解读，以透视意识形态争夺和领导权斗争问题。5 结语与讨论
在梳理话语分析方法在西方兴起的基础上，前文已循序探讨了话语分析的三种基本策略。由此可以看出，话语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明确提出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它的理论脉络悠久而深厚，其分析路径也庞杂而多元。三种分析策略之间具有何种内在关联？话语类型、话语过程和话语层级三种研究策略在表面上看似差异迥然，但实际上它们之间是一种既相互区别又内在依存的关系。从相互区别的一面来看，首先，三种分析策略存在着不同的关注点。话语类型主要以话语的发生“场域”作为基础，主要考察不同情境下的权力资源对话语呈现所造成的差别；话语过程主要以话语发生的“顺序”作为基础，主要分析话语相关因素随时间展开过程中的排列顺序及其政治含意；话语层级则侧重于话语形成的“逻辑”分析，通过层层深入的方式挖掘话语表象后面的政治逻辑。其次，三者所言说的“话语”存在差别。对于类型分析而言，它所针对的并非特定情境下发生的话语，而是对作为整体的话语所作的分类。相对而言，话语过程和话语层级所针对的则是特定话语，因为两者都必须以某次实际发生的话语为基础才有分析的可行性，但话语过程侧重于话语进程中的要素分析，话语层级则侧重于话语形成背后的逻辑挖掘。同时，如果把话语区分为“口头”和“书面”两种，那么话语过程在“口头语言”分析中相对占据优势，因为有关语气、轮次等要素的分析在面对面谈话中更容易被感受到。相对而言，话语层级在“书面语言”分析中占据优势，因为有关词汇、句子、生产、分配、消费、意识形态和领导权等因素的分析只有在书面文本中才能体现得明显。从相互联系的一面来看，首先，三种策略彼此依存，每一种分析策略都依赖于其他两者。话语类型分析可以与话语过程分析和话语层级分析结合起来。比如，在区分出指令性话语的基础上，研究者既可以进行话语过程分析，以探讨指令性话语的展开方式以及背后隐含的权力关系，也可以通过层级分析来探讨文本的含义和结构方式、生产和被消费方式，以及文本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和领导权问题。实际上，在实际话语分析过程中也要求研究者将它们彼此结合起来，因为只有这样，话语分析才能更加丰富和充分。其次，政治和权力因素对于话语分析的核心重要性。费尔克拉夫认为，尽管我们不能说所有话语都包含意识形态色彩，但所有类型的话语都倾向于具有意识形态介入的成分。由此表明了政治性因素在话语分析中的重要性。霍华兹等人则直接指出，领导权概念是话语理论的核心问题。从这一角度而言，尽管存在着程度差别，政治和权力因素也是前文所区分的三种分析策略后面所隐含的核心要素。当下建构本土话语体系、加强国际话语权建设，已成为我国学术界的核心主题。加快构建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学话语体系也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尽管不能说所有话语都是政治性的，但政治话语体系必然是政治性的，它整体反映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和领导权问题。我国学术界经历过话语移植的浪潮，对于政治学学科而言，这些向外学习浪潮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性质迥异的外来话语体系被移植到中国，并且充当了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基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长足进展，这种建立在移植基础上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已难以适应时代要求，需要建构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与现实建设实践内在统一与发展延续的自主话语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如果说构建符合本国国情的话语体系业已成为我国政治学界的共识，那么，上述三种分析进路可以为本土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何种启示？我们认为，须将上述三种分析进路贯穿于两个层面的努力：一是对于现有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检视；二是关于中国政治学本土话语体系的建构。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这里仅以话语类型为例进行说明。关于现有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检视问题，当中国政治学处于“补课”阶段之时，学习和引进外来话语体系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这有利于在最短时间训练研究者的专业思维和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以最短时间赶上国际学术界的先进水平。但如前所述，话语体系总是与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因素关联在一起，外来话语体系也会对本土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形成规训，从而限制本土话语体系的建构。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学话语体系，需要重新审视现有的话语体系。我们当前所使用的许多政治学话语很可能反映的是西方思维而非中国的政治现实。比如，“威权主义”是西方政治学者用来指称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的词汇。从新中国成立至今，西方政治学者先后使用了“绝对威权主义”“韧性威权主义”“竞争威权主义”“选举威权主义”等词汇来描述中国，“威权主义”似乎成为中国难以摆脱的一个政治标签。由于这种话语规训的结果，国内甚至也有部分学者援用威权主义来分析中国政治。要建构真正反映中国政治现实的话语体系，显然必须审视类似威权主义的话语标签。关于本土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压制性话语与说服性话语是话语类型中的另一对分析性范畴，国际话语权的取得显然无法通过压制性话语的方式来获得，而需建立在说服性话语类型的基础上。这说明，基于中国国情的政治学话语须重视国际交流的一面，只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能够为来自他国的学者所理解和接受，才能真正赢得国际话语权。这提醒我们，本土话语体系的建构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需要关注他者的话语构建原理和话语准则，在理解与掌握话语建构规则与规律的基础上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与话语体系。